南蘇丹展望會主任:在衝突區長大,讓我成為更好的人道工作者

COVID-19疫情爆發後,我很擔心暴露於感染的危險中,同時也危及家人的健康。由於我在世界展望會負責人事與文化的工作,必須傾聽同工的需要、協助他們,並監督人力資源的招募。在疫情下,我無時無刻帶著口罩,在工作上也特別謹慎,就連打開文件或包裹都要非常小心。
 
我是Ayuel Madut,1986年出生在瓦烏(Wau),有6個兄弟姊妹。因為我父親是老師,我便在1994年進入一間天主教小學就讀。後來因為衝突爆發,爸爸決定讓大家都待在家裡較安全,我的學業也因此暫停。
 
1996年,在北加札爾河州(Northern Bahr el Ghazal State)成立後,我爸爸和其他官員一起搬到阿維爾(Aweil)鎮建立了新的州政府,但其他家人仍留在瓦烏。雖然後來在阿維爾與父親團聚時得以重回小學念書,但因衝突再次爆發,我們只能搬到附近的東阿維爾郡。當時不僅爆炸聲四起,從我有記憶以來,飢餓便一直存在。
 
我們當時連可以喝的水都沒有,而且我一直清楚記得大批人潮逃難的畫面。後來雖然有世界糧食計劃署提供糧食,但仍然沒有乾淨水。只要遇到水井,即便是不安全的,我也會喝裡面的水,同時忍受蜜蜂的侵襲。包括我們在內的境內流民,白天都得面對蜜蜂的侵襲,到了晚上也得擔心野生動物的攻擊。
 
1998年,解放軍對境內流民進行強烈攻擊,上學變得非常危險。當時我小學二年級,得在教室周圍挖溝以保護我們不受轟炸攻擊,且在樹下上課的生活真的很辛苦。我的幾個同學在一枚炸彈落在距離我們僅10公尺的溝槽裡時,不幸遭埋。我記得有座1945年建造的古老教堂刻意被粉刷成綠色,以偽裝成環境的一部分,避免遭到轟炸。
 
當和平談判在2000年初開始時,生活似乎有點起色,那些轟炸好像也停了,人道援助的介入給了我們一絲希望。 對我來說,這就像是新的生命一樣。學校重新開放,天主教傳教士接管了學校的管理工作。我終於在2004年完成了小學八年級。
 
2005年我獲得獎學金加入基塔萊(Kitale)中學時,我的人生有了一線曙光。我在2008年從中學畢業。2009年,我獲得了另一個獎項進入大學,但因為我的家人需要我,我只能忍痛寫信給主教拒絕錄取。
 
世界展望會錄取我為人事與文化專員時,我的人生出現了轉機。2009年,因為我的第一筆薪水讓姐姐能到喀土穆接受腎臟治療,因此挽救了姐姐的性命。在工作的支持下,我供給弟弟們完成了中學,也幫助了就讀小學的其他繼兄弟姐妹。我的人生出現了許多改變,不僅是身體上的,也包含心理層面。
 
我熱愛工作,也認為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存款下,我飼養了24頭母牛,也遵循南蘇丹的一項重要傳統──自己負擔了嫁妝。
 
如今我有充滿愛的妻子和兩個孩子。但我在國內另一區工作時,我們失去了突然患病的女兒。2015年,我在坎帕拉大學(Kampala University)攻讀學位,後來也成功獲得了人力資源管理的文憑。
 
10年的經歷後,我現在是人事和文化主任。我不斷被提醒,以愛和謙卑為榮的服務是有回報的。上帝也聽到了我們的祈禱。祂或許不會立即回應,但抱著信心和耐心,我成為了今天的自己。
 
我很高興能成為招聘南蘇丹同工的團隊一員,我的團隊在工作上表現非常出色。有許多人在組織內外都有很棒的成就。人力資源工作不僅是一項簡單的工作,更是能透過團隊力量,為兒童和社區服務的偉大使命。我的角色支持並鼓勵同工帶著愛心服事,成為他人的榜樣。我們帶著喜樂的心與對上帝的愛,回應服事的呼召。

註:台灣世界展望會於2021年並未支持本文所提及之方案,但仍為World Vision於該國投入之服務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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